宋华琳：权利保障视角下的基本医疗卫生立法

区域性公共问题协同规制作为一类特殊问题，除彰显合作规制事项本身的复合化要素结构外，往往还延伸至以区域治理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区域行政法[51]命题。

从技术角度来看，指标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统计数据。但从观念角度看2010年《法治政府意见》已发生明显变化，除了偏重政府各项制度建设之外，还包含了许多为实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目标的内容，并与世界银行提出善治观念不谋而合。

多元治理结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整体性的保障。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提出实现依法行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根据这三份重要文件，可将法治政府建设分为三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是注重规范制订和执行的依法建设阶段。该学说的提出被视为德国的新行政法学的开端。以执法考核为例，截至2010年，全国有16个省级政府、45个较大的市政府，建立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落实责任追究。

各个封闭沟通网格借助特殊的编码和程序，不断进行内向的建构。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学界对依法行政中立法的倚重都说明立法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72]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77-79頁。

[72]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采取民事诉讼、公法上当事人诉讼形式的诉讼中，对于过去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全部审理从处分时到现在变化了的情况（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坏账的发生及其数额是客观明显的，无需特别的认定判断，在没有将认定判断权保留给课税厅的合理必要性时……即使不由课税厅采取纠正措施，课税厅或国家也不能在坏账的金额限度内再向纳税人主张该课税处分的效力。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1998年)224頁以下）举出了行诉法第31条情势判决的例子。在行政法上，可以将实现这种赏罚（sanction）的法律制度和请求权称作救济法。否则，课予义务诉讼有可能无限期地悬而不决，课予义务诉讼法定化的意义就有丧失的危险性。

[53]在旧法起草时，有讨论认为，公权力性事实行为被排除公定力，就变得与私人行为性质相同，就可能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如此，撤销诉讼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于行政行为规律的法律关系的诉讼。

但是，在下结论之前，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还必须探讨是否需要特别考虑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限制诉的可能性。而在课予义务诉讼进行之中，如果因只有撤销拒绝申请处分的终局判决得到确定等情况，行政厅重新作出拒绝处分，这时，既然课予义务诉讼尚在系属之中，就应当解释为也重新提起了拒绝处分撤销诉讼。对于原告而言，只要违法状态不是周知的，就要提出相当于提出申请时的调查和资料。[65] 白石健三所说（参见注14）。

[90] 最判1979年12月25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33巻7号753頁。因而，在后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并不涉及先行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而是涉及拘束力和形式存续力。[42] Max-Jürgen Seibert,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1989)作为拘束力的界限问题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该见解仅以行政厅实际作出的判断和推论为基准，并不细分处分的同一性和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

[16] 本文将在第二、三、四部分顺次就公定力、法律关系、首次判断权等基本概念进行简要整理，同时描述这次行诉法修改后法定化的课予义务之诉（第3条第6款、第37-2条、第37-3条）的构造（三（六）、四（四）），但这也仅为具体探讨之前的序章。在恢复原状的手段中，撤销是宣告作为规律或法规范的行政行为自始不存在，[75]而法院对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私人的法地位作出判决、确定法规范，两者互为表里，因而，在制度上当然要将撤销法定化。

译者：王贵松 摘要:  行政行为既有作为措施的形式面向，更有作为规律的内容面向。——译者注 [19] 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上巻』(有斐閣、1936年)257頁。

也就是说，公定力不是撤销诉讼排他性管辖的理论根据，而是其实际上的效果和结果。宮崎良夫『行政争訟と行政法学』(弘文堂、1991年)197頁以下。过去的首次判断权理论是以行为为基准，抑制法院在行政行为之前作出判断。[51] 司法研修所編『改訂・行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関する実務的研究』(法曹会、2000年)14頁、85頁、110頁以下。在旧法之下，行政厅本应纠正在建建筑物超出20米高度的部分，但并未根据《建筑基准法》第9条第1款行使责令改正权限，被判决确认违法。其理由被认为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没有必要通过抗告诉讼排除公定力。

[44] 最近的例子是，東京地判2004年4月22日判例時報1856号32頁。这时，根据申请的法律制度，申请人基本上要提交处分要件的全部资料提出一个申请，而即使拒绝理由是A、B的复数，也是一个对申请的答复。

[95] 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64-66頁。并不赞同白石氏确认诉讼说的雄川一郎也评论认为，这一点是正确的。

这种处分的违法事由被定位于处分时调查、判断和附具理由的瑕疵[101]与实体法上裁量权逾越滥用的中间形态。对于以上所列之外的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例如，公共设施的设置和运营、公布违反行政指导的事实等），与民事法的情形一样，可以考虑以行为自身为对象提起禁止之诉等。

与法律、法规命令一样，这是作为法规范拘束相关行政厅及利害关系私人的效力。[77] 第45条第1款规定，在关于私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中，就是否存在处分或裁决或者其有无效力发生争议时，准用第23条第1款、第2款以及第39条的规定。对于怎样的行政活动属于行使公权力这种行政行为的要件，存在一体性构成和分解性构成的对比讨论。——译者注 [69] 山本隆司・前掲｢法制調査(下)｣ジュリスト1239号(2003年)113頁以下。

课予行政机关作出原告申请的建筑许可义务）。[23]但是，抗告诉讼程序相对于民事诉讼、特别是公法上当事人诉讼的特殊性正在缩小。

（四）公定力·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法律关系 但是，过去倾向于将行政诉讼类型理解为应当自己完整地规定并判断容许性等、而不是这么开放的诉讼类型。在行政法领域，将确认判决视为原型的观点[83]是有一定理由的。

[104]相反，在采取特别行政程序等情形中，让法院考虑和利用行政程序的制度和解释论却未必得到精细的发展。在日本，一般认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只是在特定时点所作的特定行为或者作为措施的行政行为。

但重要的应是对行政行为要件的判断，判断过程层面的首次判断权应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中思考，以促进纠纷的迅速解决。有判决认为，抚恤裁定的公定力并不排斥抚恤裁定中同一顺位的一方受益权人对另一方主张全部抚恤的受益权。确定特定诉讼类型的法的性质，首先是法院的任务。但行政厅有责任执行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将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恢复原状，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分违法行政行为与无效行政行为的理由。

进而，在第（2）（3）种情形的过程中，在拒绝申请处分撤销判决确定后，行政厅在再度拒绝时，也必须照顾到争讼的迅速解决。4. 基准时间 课予义务诉讼的违法判断基准时间是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所谓判决时），[107]而拒绝申请处分撤销诉讼的违法判断基准时间是处分时（三（三）），该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呢？ 在拒绝申请处分之后，事实或法的状态发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变化，基本上是对于课予义务请求作出本案判决，对于合并提起的拒绝处分撤销诉讼，以没有请求判决的利益为由予以驳回。

[107] 对于德国法，興津征雄・前掲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38頁。[96] 司法研修所編・前掲実務的研究142頁以下。

[39] 作为违法抗辩问题的解释论，参见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下)』(有斐閣、新版、1997年)447頁以下。在德国，法院有权限和责任尽可能自行深入审理和判决（表现为法院有义务让事案成熟到适宜判决的状态（spruchreif））。